但是記者采訪多家銀行高管和一線人員，無一不把政府的大型基建項目是列為安全高地。銀行的行為背后有著深層次的體制上的邏輯。
他們認為，相比較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安全性更高，因為其背后有著隱形支撐，“如果我貸給民營企業出了事，反而我有道德風險，說不清。但是貸給國有企業，即使不良，最終也會有人埋單。”
“現在還不是提風險的時候，這輪經濟刺激，我們很難置身事外，1、2月份我們的信貸速度落后于同業，同業非常快，我們其實有些困惑。”一家股份制銀行風險管理部門的負責人說。
一位曾經參與給上海磁懸浮發放過貸款的人士則表示，早年他們想給磁懸浮發放貸款，銀行總部卻不同意，后來信貸員說服了總行，理由是貸款18年（3年寬限期），到時責任人可能都不在其位了，不會對他們有影響。第二，項目肯定能成功，因為是政府工程。第三參加這么大的市政項目，對銀行來說意義重大。
他還表示，當時這家銀行還沒有那么多資金頭寸，于是尋找了一些保險公司做協議大額存款，以此發放貸款。
如今磁懸浮的運營還處于虧損階段，但早已物是人非。
“給大型項目貸款的風險在于系統性風險，如果出了系統性風險，其他貸款也好不到哪去。”另一位股份制銀行高管則表示。
但要引起關注的是，在中國商業銀行股改之前，就曾背負沉重的不良貸款包袱。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的一份報告顯示，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的形成主要有三個時段：一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過熱時期；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家實施企業破產兼并改制。
而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有：企業融資渠道主要通過銀行，企業缺少自有資金；經濟增長屬于政府主導的數量擴張型經濟，銀行聽命于指令；國家政策性因素影響，根據宏觀經濟需要而發放的特定貸款。
隨著中國銀行業股改的完成，這種導致不良貸款包袱的機制是否已經完全改變，仍需觀察。但不同的是，2003年中國銀監會的成立，對銀行的獨立監管日益嚴格。面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銀監會提出保增長同時，則時刻未放松對金融機構風險監控。
中金也指出，銀行新增貸款風險暴露需要2-3年時間，若到時經濟復蘇，那么新增貸款的風險就不會大幅爆發，可以通過盈利的增長來消化。因此，銀行增大信貸投放的重要邏輯前提應是中國經濟在谷底徘徊的時間不會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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